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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击战为什么成为八路军、新四军的主要作战方式?
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,中共中央就发出了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,号召“全中国同胞,政府,与军队,团结起来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日寇的侵掠!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!”
也在这一天,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:“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暂时取外交压迫形式”,都要“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”,并“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,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”。
8月1日,毛泽东、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:我军应“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,而不是阵地战,也不是集中作战,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。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,给日寇以相当打击” 。初步确立了我军在抗战的作战方针。
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,毛泽东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:“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,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,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,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(不是运动战)。”
11月8日,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,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,再次强调:“太原失后,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,游击战争阶段开始。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,其他则附于八路军,这是华北总的形势。”因此,全民族抗战开始,中共中央就确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基本方针。
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、新四军之所以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,从根本上讲是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形势所决定的。同时,我国是大国,地域广大,日本虽是强敌但兵力有限,只可能占领城市与重要交通沿线,这就为八路军、新四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提供了生机和发展空间。
众所周知,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第一次大胜利是平型关战斗。1937年9月中旬,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,阻滞日军的攻势,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山西灵丘的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待机。
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第115师师长林彪在战后总结说:“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,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。我所说的强,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,能各自为战,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。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,却捉不着活的。敌人射击的准确,运动的隐蔽,部队的掌握,都颇见长。对此种敌人作战,如稍存轻敌观念,作浮躁行动,必易受损失。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,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,大家拢在一团,喧嚷‘老乡,缴枪呀!’——其实,对日本人喊‘老乡缴枪’,不但他们不懂,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——这种时候,伤兵往往很多。”
平型关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,八路军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形,但在战斗中仍付出重大牺牲。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四五百人与八路军第343旅第686团反复争夺老爷庙高地,该团第3营第9连140人只幸存10余人,连排干部全部牺牲。副团长杨勇、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。
这场战斗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。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固然可以提振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,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,如果始终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,这样若干次大的战斗下来,结果也就可想而知。
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,全军三个师,按编制每个师1.5万人,全军4.5万人,全军实际人数也与此不相上下。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,各师抽调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,因此,改编之初开赴前线的每师估计在1万人左右。例如,八路军第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。改编时,全师下辖两个旅,每旅下辖两个团,全师共1.3万人。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,第385旅的第770团,师属炮兵营、辎重营、特务营、工兵营留防陕甘宁边区,开赴抗日前线的有9160余人。到1937年9月底,全师9367人,马445匹,骡90头;步枪3412支,马枪724支,自来得式枪529支,手枪93支,花机关枪3挺,重机枪29挺,轻机枪93挺,手机关枪72挺;另有迫击炮6门,刺刀55把;步马枪弹43012发,自来得枪弹2872发,手枪弹6051发,重机枪弹23222发,轻机枪弹27261发,冲锋枪弹310发;另有迫击炮67发,手榴弹203枚。
八路军其他各部队的人员装备也都大体差不多。至于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,由于长期分散游击,刚刚集中之时装备恐怕还不如八路军。
由此可见,八路军用这样劣势的武器装备,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且深受武士道毒害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,更不用说展开决战。林彪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总结中特别提出:“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,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。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。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,是不适宜的。”
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之后,虽然八路军、新四军得到了大的发展,但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并没有改变,唯有游击战才能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存自己。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:“在抗日战争时期,敌人装备好,我们只好上山,开展山地游击战。”
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的战略展开,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不断得到验证。1938年5月,毛泽东发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,以“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”为依据,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。
文章指出,中国既不是小国,又不像苏联,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。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,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,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,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,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,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。
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,毛泽东进一步指出:全国抗战开始后,人民军队面临的敌人是新的,即日本帝国主义,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(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),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(暂时的我军正面,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)。
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,“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,转变成为游击军(说的是分散使用,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)和游击战,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”。“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、发展和胜利,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,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,就会知道的。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,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,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,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。”
毛泽东从战略地位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,这对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来源:党史学习教育